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崩溃(节选)——庞巴维克

证明作者自相矛盾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但为了使批评更加实事求是,更加富有成效,不能把它当作最终目标。仅仅发现一个系统存在缺陷,只需要相对较低的批判能力,而且很可能只是碰了运气,或只是作者的一时疏忽。只有绝对准确地找出系统中的那个差错,及其扩展路径和影响范围,才能有效地推翻一个根深蒂固的体系。我们必须充分理解这个错误的源头、发展和灾难,最后以自相矛盾而彻底告终。作为反对者,我想说的是:试着站在对手的立场上去理解它们,同时也要理解你认同的体系和这一个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于马克思,由于许多的特殊情况,自相矛盾的问题现在已变得格外重要,因此我花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讨论它。但是,在面对像马克思这么重要这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时,我们有必要更进一步,我认为这一步是很有效果,很有意义的。

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它能直接把我们引向关键点:马克思是怎么得出他教义里的基本命题的?——所有的价值完全取决于总的劳动量。

毫无疑问,这个命题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还不能说它无须再加以证明。我在另一个地方详细阐述过,价值和劳动不是联系如此紧密的概念,足以说服人们马上接受劳动是价值的基础这一观点。“我认为凡是没有偏见的人都会否认这一点。我因烦劳而获得一件东西,是一件事;而这件东西的价值等于我们的烦劳,是另一件事,它们是不同的;而且这两件东西并不一定时时发生关系。这在我们的经验中可以得到证明,千百件事实告诉我们,烦劳与价值并不一定有因果的关系。有时因为专门技术的缺乏,或投机的失败,或因为运气的不好,劳动的结果会毫无价值。同时经验也告诉我们,往往一点小小的劳动便可以得到很大的报酬,例如占领一块土地,觅得一块宝石,或是发现一个金矿。”1

因此,当我们断言价值和努力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一种必然的、自然的一致性时,我们就有必要给自己和读者一些理由来支持这种说法。

现在,马克思为他的体系推进了他自己的证明;但我认为我能够说服我的读者,他的辩护路径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然的,也不符合这个问题的本质。更进一步说,马克思从他的体系中得出的依据显然不可以用来支持他自己的信念,而只能被看作一个事后伪造的证明,支持从其他地方得来的先入为主的观点;最后——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点——推理过程充满了逻辑和方法上的明显缺陷,这些缺陷使其丧失了所有的说服力。

让我们更仔细地检验一下这个问题。

马克思摆在读者面前的基本命题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因为他的分析只针对商品本身,而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它的来源和数量是商品凝结的劳动量。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交换价值是真实的,外部的量,也就是商品的价格,和它们再生产的必要劳动量一样,总的来说都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因此,马克思显然应当通过经验来证明这一命题的真伪,而这个命题的真伪一定显示在经验事实中;换句话说,他应该给出一个纯经验证明来支持一个符合纯经验证明的命题。然而,马克思却没有这么做。我们还不能说,他轻率地忽略了这个可能的、肯定的知识和信念的正当来源。第三卷的推理表明他很清楚经验事实的性质,而这些事实是反对他的命题的。他知道,商品的价格和凝结的劳动量不成比例,而是与总生产成本成比例,而总生产成本又包含着其它因素。因此,他并不是无意间忽略了这个最自然的证明方法,而是有意避开了它,因为他充分意识到,在这条路上是得不到有利于他的理论的结果的。

但是,还有另一种完全自然的方法可以检验并证明这些命题:心理学。我们可以运用科学上常用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一方面研究指导人们进行交易和确定价格的动机,另一方面研究指导人们进行生产合作的动机;从这些动机的性质中,我们可以推知一种特定的行动模式,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设想,在标准需求和可接受价格和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量之间应该有一种联系。这种方法经常被采用,在完全相似的问题上得到最好的结果——例如,通常对供求规律和生产成本规律的解释,还有地租的解释,都依赖于它。马克思本人,至少在一般意义上经常用到它;但恰恰在处理他的基本命题时,他避开了它。很明显,虽然交换关系和劳动量之间肯定的外部联系只有通过发现两者之间的心理联系才能完全理解,但他放弃了对所有这些内部联系的解释。他甚至曾说过,对“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社会力量的“更深层次的分析”——可能通向这种内部联系——“在这里并不恰当”,这里的“这里”只是指了一段关于供求对价格形成的影响的题外话。然而实际上,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尝试进行过“深入”和彻底的分析;在他为其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做铺垫的地方,这种分析的缺失最为明显。

但这里我们又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马克思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粗心地忽略了第二种可能的、自然的检验方法。他故意避开它,也充分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什么,而这些后果不利于他的论点。例如在第三卷,他实际上提出了那些在生产和交换中起作用的动因,在“竞争”这个粗略的集合名称下。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他放弃了“更深层次的分析”,并表明这些动因实际上并未使价格根据商品凝结的劳动量进行调整,恰恰相反,它们迫使它们从这个水平转移到至少包含另一个协调因素的水平。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正是竞争导致了著名的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并将纯粹的劳动价值“转移”到生产价格中,而生产价格不同与劳动价值,还包含平均利润的一部分。

现在,马克思并没有通过经验或其生效机制——即经验或心理上——来证明他的论点,他倾向于另一种方法,对于这样一个主题,某种有些单一的证据链条——一种纯粹逻辑证明的方法,一种在交换的本质中辩证推理的方法。

马克思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发现,“没有平等就没有交换,没有共性就没有平等”。从这个想法开始,他扩展了它。他设想下的两种商品的交换形式的一个等式,由此推断交换的物品中因为一定存在“相同数量的共同因素” 所以相等,然后继续寻找这个共同因素,这两个相等的东西作为交换值必须是“可约的”。

顺便说一句,我要指出,根据第一个假设,“平等”只能在两件商品的交换中表现出来。在我看来这是非常过时的,然而,只要它不是特别的不切实际也没有多大关系。简单地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在完全平等情况下,任何破坏平衡的变化都不可能发生。因此在交易时,这个过程的终止总是伴随着商品所有权的变动,这反而表明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或偏爱促使了这种变化。就像在两种化合物相互接触时,一个物品中的某些元素与另一个物品中的某些元素发生化合反应,才会生成新的化和物,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完全相同的化学亲合力,而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的亲合力要强于它们原先所属的元素。事实上,现代政治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古老的经院哲学和神学关于商品交换的“等价”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我将不再阐述这一点,而是继续对这个体系逻辑过程进行批判性的考察,马克思通过提取这个过程发现“共同因素”只能是劳动。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脆弱的地方。它们的论点有多少,就有多少基本错误——而这些要点并不少——而且它们带有明显的痕迹,表明它们是一种微妙的、人为的事后回想,目的是使一种先入为主的观点,看上去像是长期调查的自然结果。

在探究交换价值的特性时,马克思是这么寻找“共同因素”的:他审查了平等交换的物品所具有的各种属性,通过排除法,所有那些通不过检测的属性都被分离了出来,直到最后只剩下那个属性,劳动产品。因此,这一定是正要寻找共同属性。

这一串步骤有点独特,但本身也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一种不寻常做法,他没有正向证明被假定的那个唯一属性——如果采用马克思刻意避免的其他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也会是这样——马克思试图说服我们,他发现了人们正要寻求的属性,通过纯粹的反证法,通过证明它不是其他任何属性。这个方法只要足够的谨慎并且周密,总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凭借逻辑非常小心地筛选所有应该包括进去的内容,把任何东西剩下了都没有错。

但马克思是怎么进行的呢?

从一开始,他就只把那些可交换的东西放入筛子里,这些东西包含着他最终想要筛出的作为“共同因素”的属性,并把其他的东西都扔在外面。他就像一个迫切渴望从盒子中取出白球的人,他小心翼翼地只把放白球进去以确保这一结果。也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把他寻找交换价值的实际领域限定在“商品”上,在这么做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概念,其含义要比“商品”的概念狭窄 (虽然他没有明确地定义它),并被限定在了劳动产品中,排除了自然的赠予。现在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交换真的意味着平等,假设真的存在“相同数量的共同因素”,在所有进入交易的商品中,必须寻找并发现这个共同因素,不仅只有劳动产物,而且还要包括自然的赠予,如土壤,树木,水力,煤层,采石场,油井,矿泉水,金矿等等。2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找构成交换价值的共同因素而排除非劳动产品的可交换商品,是一种很严重的方法错误。这就好像一个自然的哲学家,渴望发现所有物质共有的一种属性——重量。例如——筛选一组物品的属性——透明的物品,在经过检查后,凭借所有透明物体的共同属性,宣布透明性一定是重量的原因,由于这是唯一的原因,他可以证明它不可能是由任何其他属性引起的。

把大自然的赠予排除在外是没有道理的(即使是平等交换思想之父,亚里士多德,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因为许多自然赠予,例如土地,都是财产和商业中十分重要的物品,因为我们也不可能确定,在大自然的赠予中,交换价值总是随意产生的,纯属意外。一方面,劳动产品中存在着偶然价格这样的东西;另一方面,自然馈赠的价格往往与先决条件或决定因素有着明显的关系。例如,土地的售价是租金的倍数,租金是通过当地利息计算出来的,这就和木头长在树上这类事实一样为人所知, 或者是一个坑里的煤,根据质量的差异或市场的距离带来更高或更低的价格,而不是仅仅是意外。因为大自然的馈赠决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它是国家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马克思也故意避免提及或解释被他排除调查的那一部分的可交换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他设法在他理论中的难点上使用辩证法。他省略了这一点,为的是让读者注意到,他对“商品”的定义比任何可交换的物品要狭隘得多。他非常聪明地为我们接受了对研究商品的后续限制,在他的书的开头放置一个明显无害的一般短语:“以资本主义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大量商品的聚集。”如果我们认为“商品”一词仅仅指劳动产品,即后来马克思给它的定义,那么这个命题就大错特错了。然而大意的读者很容易忽视这个不精确的表述,因为他当然不知道马克思后来给“商品”一词赋予了更加有限的含义。

这一点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也没有明确说明。相反,在第一章的第一段中,我们依次看到了“物品”、“使用价值”、“财货”和“商品”但他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前三者。在第42页上写道,“一件物品的有用性,使它具有使用价值。”“商品…是一种使用价值的或财货。”我们在第43页读到,“交换价值……作为数量之比出现,是一种价值与另一种价值的交换。”这里要注意的是,仍然直接表示为交换现象的主要因素的正是使用价值=商品。和“让我们更仔细地研究此事”,这肯定不能要我们准备跳跃到另一个狭窄领域的研究,马克思继续说,“一个商品,四分之一的小麦,例如,与其他文章的交流最不同的比例。和“让我们进一步考虑两种商品”等等。在同一段中,“物品”一词又出现了,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中最重要的应用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中存在相同数量的共同因素。”

但在下一页,马克思在寻找“共同因素”时只关注“商品的交换价值”,没有任何提醒,即使是在最微弱的低语中,也能看出他把研究范围限定在了商品的那部分交换价值上。3在随后的一页他又抛弃了这个限制,将刚才从狭窄的范围里得出的结论应用到了更广泛的使用价值或商品中。“一种使用价值或一种商品,因此只有在其中凝聚或物化了的抽象人类劳动后才有价值。”

如果马克思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没有把他的研究局限于劳动产品,而是在寻找共同因素时同样考虑了天然生成的可交换物品,那么劳动显然就不可能是共同因素了。如果他明目张胆地加上这种限制,这种方法上的严重谬误将不可避免地打击到他和他的读者。他们一定会大声嘲笑这个天真的把戏,先把具有劳动属性的产品全部提取出来,再把他们放进一个共同属性的集合,所有可交换的物品自然就都属这个集合,那些不包含劳动的产品首先就被排除了。也就只有马克思才能表演这个魔术,凭借一种轻快的辩证法,一碰到难点就悄悄溜走。虽然我对马克思的这门技术表示真诚地钦佩,马克思靠它提出了一种如此荒谬的程序模式,但我依然坚持这个程序本身还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继续。马克思通过刚才的那个技巧,成功地说服了我们,劳动实际上可以进入竞争。只有通过人为地缩小范围,它才可能成为这个狭义范围里的一个“共同”属性。但根据它的说法,其他属性也可能是共有的。现在,他是如何排除其他竞争对手的影响的呢? 它包含两个论点,每个论点都只有几个字,但其中包含一个十分严重的逻辑谬误。

首先,这些马克思不排除所有的“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因为“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

为了弄清楚到底在争论什么,这里我需要引用我以前在《资本与利息》中写一段话:

“那么,马克思对于下面这个论点怎样说法呢?一个歌舞队中有三个著名歌者——一个唱高音,一个唱低音,一个唱上低音——每人的薪水都是1000镑。人们问:使他们三个人薪水相同的共同条件是什么?我的答复是:在薪水问题上,只要成适当的比例,一种好声音与他种好声音完全相等——好高音和好低音和上低音都一个样;结果在薪水问题上,好声音显然是不相干的,好声音不能是高薪水的原因。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议论。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知道马克思的结论也是一样的错误了——因为上面这个说法是完全模仿马克思的结论。二者的错误完全相同。它们的错误就是把一种类概念和这种类概念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淆在一起,以为前者不相干就是等于后者不相干。在上面那个比喻中,与薪水问题无关的只是好声音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无论是高音、低音或上低音。绝不是一般的好声音。商品的交换关系也正是这样。在交换过程中,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不论是衣的使用,食的使用,或者屋的使用,当然是不相干的,可是商品的一般使用价值绝对不是不相干的。一件东西,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它便没有交换价值,这一点,马克思是知道的,而且也是不得不屡次承认的。”4

论证的第二步更糟:“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这是马克思的原话——“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是否如此?和12年前一样,今天要我问的是:是否只剩下一种属性?稀缺性和需求不也是所有可交换商品共同属性吗?或者说它们可以归为需求和供给?或者它们被排除了?还是说它们是自然的产物?因为它们是自然的产物,和劳动的产物一样,所以没有人比马克思本人更清楚,他在一个地方说过:“商品是两种要素的结合,自然物质和劳动力。”或者,这个属性使生产者遭受损失——马克思在第三卷中提到的属性——这不正是可交换商品的共同属性吗?

那么我今天又要问,为什么价值原理不存在于这些共同属性中,也不存在于劳动产品的属性中呢?因为为了支持后一种观点,马克思没有引证一点正面证据。他唯一的论点是消极的,我们已经轻松地从中提炼了出来,即使用价值不遵循交换价值的原则。但是,这个消极的论点难道不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被马克思忽略的共同属性吗?这还不是全部。在第44页,马克思把使用价值的影响应用到了交换价值,他认为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只要以适当的比例出现,就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同。他对劳动产品的描述如下:“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是否有可以这么说,在一种交换关系中,不仅使用价值,而且任何劳动或劳动产品,只要呈现一定的比例,它们的价值就必定和对方完全相同?或者换句话说,支持马克思撇开使用价值不管的证据,是否同样适用于劳动?劳动和使用价值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于使用价值的质不同,例如桌子、房子或纱线,所以劳动,如木工、石工或纺纱。又因为人们可以根据劳动的数量来比较不同种类的劳动,人们也可以根据劳动价值的量来比较不同种类劳动的价值。很难理解为什么同样的证据会导致一个竞争者被拒之门外,而另一个却荣获桂冠。如果马克思正好交换了检验的次序,排除使用价值的推理同样也会排除劳动;论证劳动至高无上的推理也可以宣布,使用价值是唯一剩下的属性,因此是正要寻找的共同属性,价值是“使用价值的细胞组织”。我认为可以严肃地说,不是开玩笑,如果把44页上两段的主题调换一下推理看上去的公正性就不会受到影响,在第一段的结构中,每一处“劳动”和“劳动产品”都可以替换为“使用价值”,在第二段的结构中,完全可以用“使用价值”替换“劳动”。

正是采用了这种推理方法,马克思才将他的基本命题引入他的体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基础。在我看来,这种把戏是不可能构成马克思自己信念的根据和来源的。像他这样的思想家(我认为他是一种具有最高智慧的人),如果以一种自由开放的心态去真正地研究事物之间的实际联系,并就这些联系得出自己的结论,就不可能采用如此曲折和反常的方法。这不可能仅仅是个意外,他连续犯下我所描述的那些思想和方法上的错误,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作为这个调查的的自然成果,而不是预期的和预先确定的结果。

我认为情况完全不同。我不怀疑马克思对他的论点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但是他的信念的根据并不是他在他的体系中得出的。这些都是现实中的观点,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最重要的是,它们是来自权威的观点。伟大的权威斯密和李嘉图传授着同样的学说,至少当时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比马克思更清楚这一点。他们只是根据某些混乱的普遍印象作了一些假设。但当他们更仔细地研究事物时,在无法避免进行更仔细研究的地方,他们明确地反驳了这一点。斯密在他的第三卷中以同样的方式教导,在一个发达的经济体系中,价值和价格趋向于一个成本水平,这个成本水平除了劳动力之外,还包括资本的平均利润。李嘉图在“论价值”这一章著名的第四节中,明确指,在劳动方面,间接或直接地,投资资本的数量和投资的持续时间都对商品的价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了在不存在明显矛盾的前提下,维护他们魂牵梦绕的哲学原则,即劳动是价值的“真正”源泉,他们不得不回到资本家和地主不存在的神话时代。在那里,他们可以无视矛盾维持下去,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经验不支持这个理论,但也不能反驳它们。他们也不会被科学的、心理的分析限制,因为和马克思一样,他们避开了这样的分析。他们不寻求证明——他们假设,在一种“自然”状态下,一种田园诗般的状态下,劳动和价值是一体的。5

正是这种倾向和观点,马克思从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取得了伟大但并非毫无争议的权威,成了他们的继承者。作为一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他心甘情愿地信奉着它们。这不奇怪,对于一个如此符合他的世界经济理论的观点,他没有采取李嘉图的怀态度,而李嘉图的观点肯定与他的理论背道而驰。这不奇怪, 对于“价值是完全劳动”的教条,他不允许那些古典作家的反对他的的观点引起任何对他的思想的批判性怀疑,并认为他们的反对只是试图间接地逃避一个不愿面对的真相,和它带来的不愉快后果。这不奇怪,同样的内容,古典作家们用它来支持自己的半混乱、半矛盾、完全未经证实的观点,现在又被马克思用来支持同样的假设,无条件地对它深信不疑。对他自己来说,他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对于他的体系,他只需要一个正式的证明。

很明显,他不能仅仅依靠古典经济学来证明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证明任何东西;我们还知道,他不能诉诸经验,也不能尝试经济心理学的证据,因为通过这些方法他会立即得出和他的愿望完全相反的结论。所以他转向辩证思考,这很符合他的思想倾向。这里使用手上的任何方法是个问题。他知道他想要,而且必须要得到的结果,因此,他以令人佩服的精湛技巧,扭曲篡改了长期以来饱受折磨的思想和逻辑的前提,直到它们以一种看似可信的三段论形式满足了预期的结果。也许他被自己的信念蒙蔽了双眼,没有意识到逻辑和方法必然会有其怪异之处,或者也许他意识到了它们,并认为自己有理由利用它们作为正式的支持,给一个合适的系统披上一层真理的外衣,而根据他最深刻的信念,这个真理已经充分得到了证明。我不能对这一点作出判断,现在任何人也不可能对此作出判断。然而我想说的是,没有人像有马克思那样强大的头脑,像他在系统地证明他的基本学说那样,不断地展示出一种明显错误的逻辑。

 

他现在以令人佩服的技巧把这个错误的论点藏进了自己的体系里。他的下一步就是个极好的例子。虽然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经验的证明,并完全“从内心深处”发展了他的学说,但还是抑制不住通过经验检验的愿望。就算马克思本人没有这么做,他的读者肯定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样做。他做了什么?他进行了划分。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学说和经验之间的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根据他的基本原则,他说,不同商品的价值与其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现在,即使是最大意的旁观者也能看清楚,在事实面前,这个命题是站不住脚的。一个雕刻家、一个家具制造者、一个小提琴制造者、一个工程师等等,他们一天的产品和普通工匠或工人一天的产品相比,当然不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是要高得多,尽管“体现”为相同的工作时间。马克思本人,以高超的辩证法,现在提出这些事实进行讨论。在考虑它们时,他试图暗示它们不和基本原则矛盾,而只是一个稍微不同的阅读规则的限制,只需要一些解释或者更确切的定义。也就是说,他宣称劳动意味着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换句话说就是“简单平均劳动”。

他继续说:“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

这个解释在一些草率的读者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如果我们冷静地看待它,我们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

我们面对的事实是,一天或一小时的熟练劳动的产品比一天或一小时的非熟练劳动的产品更有价值; 例如,一个雕刻家一天的劳动相当于一个碎石者五天的劳动。现在马克思告诉我们,在交换中,相等的事物必须包含“一个数量相等的共同因素”,这个共同因素只能是劳动和工作时间。他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吗?马克思在第45页的第一个声明会让我们认为它是这样的;但显然有些问题,因为五天的劳动显然和一天的劳动“不一样多”因此,在我们面前的例子中,马克思不是在谈论劳动本身,而是非熟练劳动。因此,共同因素其实是同等数量的特定种类的劳动,即非熟练劳动。

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地看待这一点,情况就更糟了,因为在雕刻中根本没有体现“非熟练劳动”,更不用说相当于5天的石匠劳动的非熟练劳动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两种产品在不同数量上体现了不同种类的劳动,每个没有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意味着一种与马克思要求的条件完全相反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形式和数量是一样的!

马克思肯定地说,熟练劳动“算作”大量的非熟练劳动,但“算作”不是“成为”,而且这个理论处理的是事物的存在。在某些方面,人们可能很自然地认为雕刻家一天的工作和雕刻家五天的工作是一样的,就像人们可能认为一只鹿等于五只野兔一样。但一个统计学家也可以有同样的理由,以科学的信念认为,在一个包含一百只鹿和五百只野兔的地方,有一千只野兔,价格统计学家或价值理论家可能会严肃地认为,雕刻家一天的作品中体现了五天的非技术劳动,这就是为什么它被认为等同于五天的碎石者的真正原因。现在,我将试图通过一个与价值问题直接相关的例子来说明,当动词“成为”使我们陷入麻烦时,我们可以使用动词“算作”,我们可以证明许多事情。但我必须首先提出另一个批评。

引用的段落中,马克思试图为他将熟练劳动还原为一般劳动的做法辩护,并通过经验来证明这一点。

“这种还原是经验不断显示的。一种商品可能是最熟练劳动的产品,但它的价值使它等于非熟练劳动的产品,因此只代表了一定数量的非熟练劳动。”

对!我们暂且先放过这个问题,更仔细地来考察一下,它以什么方式,什么手段来确定这种还原的标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是经验不断表明的。这里我们碰到了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是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还原的标准仅仅由实际的交换关系本身决定。但是,在产品的估价尚未确定时,熟练劳动以什么比例转化为简单劳动,它也不能由熟练劳动本身固有的任何性质来确定,但它是决定实际交换关系的实际结果。马克思自己说:“它们的价值使它们等于非熟练劳动的产品。” 他指的是一个“社会过程,超出了生产者的控制,它修正了不同类型的劳动被简化为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并说这些比例因此“似乎是由传统给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和“社会过程”的作为还原标准的决定因素有何意义?撇开别的不说,这仅仅意味着马克思的论证是一个完整的循环。探究的真正主题是商品的交换关系:为什么一个耗费雕塑家一天劳动的雕像能换取一个碎石者五天劳动的石头,而不是数量更多或更少的石头,比如十天或三天的劳动消耗。因为经验表明,它被一个社会过程还原了。这个社会过程是什么?同样的过程,也就是雕刻家一天劳动的价值等于五天劳动的价值的过程。但如果在现实中,它一直和简单劳动三天的产品交换,马克思同样会让我们接受源于经验的1:3的还原率,他发现了这一点,并以此为依据作出解释:一个小雕像必须与碎石者三天的工作成果相等,不能多也不能少。

我还顺便说一下,马克思的追随者们也许已经认识了我刚才所描述的循环,他们曾试图把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工作,建立在另一个真实的基础上。

格拉布斯基说6:“一个小时的熟练劳动包含了几个小时的非熟练劳动,这不是断言,而是事实。” 因为“为了保持一致,我们还必须考虑获得技能所需要的劳动。” 我认为这并不需要费太多的笔墨来揭示这一解释的不足之处。对于在实际操作中劳动力因取得劳动权重而增加谈判筹码的观点,我并不反对。但是很明显,只有当熟练工人的数量与非熟练工人的数量相等时,才能通过参照额外限额来解释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价值差异。举个例子,在我们给出的例子中,一个小时的熟练劳动实际上只是五个小时的非熟练劳动,如果每一小时的熟练劳动包含四个小时的培训劳动;但没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比例或类似的东西确实存在。因此,为了通过另一个例子来说明其错误的性质和范围,我再次停下门外汉的明显不充分的假设,转向大师本人的教导,我认为这将最清楚地揭示马克思推理模式的错误。

用同样的推理,我们可以肯定和论证这样一个命题,即商品中包含的物质的数量构成了交换价值的原则和衡量标准——即商品的交换与包含其中的物质的数量成比例。一种商品的10磅原料换取另一种商品的10磅原料。如果有天然存在的反例能表明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十磅黄金不会被兑换为十磅铁,而是四万磅或更多,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回答,是共同的平均材料的数量引起了价值的形成,它充当衡量的单位。有特殊技巧的、特殊质量的、材料昂贵的只算作复合材料,相当于几倍的普通材料。因此,需要技能制作的少量材料等于更多的普通材料。这种还原是经验不断表明的。一个“社会过程”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它持续地将一磅生黄金还原为4万磅生铁,将一磅生白银还原为1500磅生铁。一个普通的金匠或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的手工加工黄金,会引起材料性质的进一步变化,根据经验,通过特殊的还原标准,对材料的使用是公正的。因此,如果一磅金条可以兑换4万磅的铁条,或者一个同样重量的金杯,由班韦努托·切里尼制作而成,可以兑换400万磅的铁。这并不是一种违反,而是对商品按其所含“平均”物质的比例进行交换这一命题的确认!

我认为在这两个论证中,公正的读者很容易再次认识到马克思的两个要素——用“算作”代替“成为”。从实际存在的社会交换关系中获得还原的标准,是一种循环论证,它们本身就需要解释。马克思就用这种方法,很巧妙地利用与他的理论截然相反的事实解决了他的问题,但是就问题本身而言,自然地,也不可避免地用了一种很不恰当的方式。

但除此之外,它与实际经验的矛盾并不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明显;也就是说,资本投资在决定商品实际价格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已经注意到李嘉图在“论价值”一章的第四节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对于它们,马克思采取了策略上的转变。有一段时间,他完全闭上了眼睛。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他用抽象的方法忽略了它们,假装它们不存在。也就是说,他一直在详细阐述他的价值学说,同样地,在剩余价值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他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部分是默认的,部分是明确声称过的——商品确实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的,也就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的比例进行交换。7

他把这种假设性的抽象概念和极其巧妙的辩证法结合在一起。他给出了某些偏离规律的实际情况,即市场价格在其正常固定水平附近偶然或和暂时地波动,理论家可以冒险把这些情况提取出来。当马克思解释他不考虑价格与价值的偏差的意图时,他并没有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那些必须被忽略的“偶然的情况”,即“市场价格的持续波动”,它们的“涨跌相互抵消”,“将自己降低到平均价格,这是它们的内在规律。”8通过这种引用,他的读者认可了他的抽取。但事实上,他不仅从偶然的波动中抽取出来,还能从规则的、永久的、典型的“偏差”中抽取出来。这些实际存在的偏差构成了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严谨的读者并不清楚这一事实。它是不清楚的,而且他对作者在方法上的致命错误也不加怀疑。他不假思索地滑过了作者在方法上的致命错误。

在科学调查中忽视了正需要解释的那一点,是一个致命的方法错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的目的只是解释,关于资本的利润。但是资本的利润恰恰存在于商品价格与劳动力成本的正常偏离中。因此,如果我们忽略这些偏差,我们就忽略了需要解释的主要部分。罗伯特斯犯了同样的方法错误,9十二年前,我指责他和马克思犯了同样的错误;现在我冒昧地重复一下我当时提出的批评的结束语:

这种原则虽然是毫无根据,可是剥削学说的社会主义的信徒并不把它这样看待,反之,他们却把它拿来当作社会主义的先锋。他们坚持一切商品价值都以其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为根据的法则,借以攻击所有与这种“法则”不相协调的价值理论,说它们是“违反法则的”、“不自然的”、“不公平的”,——说价值差额都作为剩余价值落到资本家手里——要求废除剩余价值的掠夺制度。他们的步骤大致是这样。他们首先忽视一切的例外,以便把他们的价值理论当作普遍的价值理论。普遍的理论一经树立,他们然后又举出一些例外来,说这些例外是违背了他们的法则。这种说法就好像我们先假定世间有许多愚人,而忽略了世间还有许多聪明人,然后,来一个“普遍的有效法则”说“一切人都是愚人”,要求把一切的聪明人都杀死,因为他们的存在“违反了法则”!10

通过他的抽取法,马克思无疑给他自己的说法提供了巨大的战术优势。他通过“假设”把令人不安的现实世界排斥在自己的系统之外,因此,只要他还能保持这种排斥,他就不会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

他确实在绝大部分的第一卷,整个第二卷,四分之一的第三卷部分都保持着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体系的这一中间部分,其逻辑发展和联系呈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紧密性和内在一致性。这里,马克思可以自由地使用良好的逻辑,因为通过假设,他已经预先使事实与他的思想相一致,因此他可以确保后者的支持,而不会打击到前者。当马克思可以自由地使用合理的逻辑时,他就会以一种真正高巧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无论起点有多荒谬,这套体系的中间部分凭借其非凡的逻辑一致性,永久地确立了作者一流知识分子的声誉。在他作品的中间部分,就其内在一致性而言,本质上是完美的,这种情况大大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实际影响力。在开始的时候,读者们很高兴地克服了困难,使自己习惯于了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并在他的思想的联系中获得了信心,这里的思想是如此的流畅,一个从另一个中走出来,并行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

在他的第三卷中,最后不得不提出的那些困难的要求,就是在这样赢得了信任的读者身上提出的。因为马克思迟迟不去正视事实,但他总有一天要这样做。他终于向他的读者们承认,在现实生活中,商品并不一定会按其劳动时间的比例进行交换,但一部分高于这个比例,一部分低于这个比例,这是根据投资的资本对平均利润的需求大小而定的;交流上面和下面部分一部分比例,根据投资需求更小或更大数量的平均利润;简而言之,除了劳动时间,资本投入使商品交换关系形成的一个协调决定因素。从这一点上说,他面临着两项艰巨的任务。首先,他必须向他的读者证明,在他的早期作品中,长期以来他一直这样教导人们,劳动是决定交换关系的唯一因素;其次,可能是更艰巨的任务——他还必须对那些与他的理论相左的事实进行理论解释,这种解释当然不能完全符合他的劳动价值理论,但另一方面也不能与它相矛盾。

可以理解,在这些演示中不再使用良好的逻辑。我们现在看到了系统的混乱开头。马克思必须对事实进行歪曲,以推断出一种无法直接从他们身上推导出来的定理,他必须对逻辑进行更大的歪曲,并提出最不可信的谬论。现在,这种情况又重演了。前两卷中的命题一直不受干扰的占据着这一领域,但它们又一次与事实发生了冲突,和以前一样,这些事实自然是很少一致的。然而,系统的自洽性是无论如何也要维护的,而维护它只能以牺牲逻辑为代价。因此,马克思主义体系呈现了一个乍一看起来很奇怪的情况,但在被它描述的情况下是很自然的,到目前为止,这个体系的大部分都是一部严密而有力的逻辑杰作,配得上作者的智慧,但在两个地方,唉!只是最关键的地方——被插入了难以令人相信的脆弱和疏忽的推理。第一部分就在开头,当理论刚脱离了事实时。第二部分是在第三卷的四分之一之后,此时事实又回到了读者的视野中。这里我特指第三卷的第十章。

我们已经熟悉了它的一部分内容,并已经对它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在这里为自己辩护,否认生产价格规律和“价值规律”11之间存在矛盾。然而,这一章所涉及的第二个对象,即生产价格理论,还有待考察,马克思考虑到实际情况把它引入到了他的体系中。12这种思考也将我们引向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最具启发性和最具特色的观点之一——“竞争”在体系中的地位。

 

我已经表示过,“竞争”是所有决定市场交易者行为的心理动机和冲动的统称,这些动机和冲动也因此影响了价格的确定。买方有他的动机,促使他购买,并为他准备立即或最后出价提供一定的指导。想买方有他的动机,促使他购买,并为他准备立即或最后出价提供一定的指导。卖方和生产商也受某些动机驱使,这些动机决定卖方以某个价格卖出他的一部分商品,而不是另一个的价格。当价格达到一定水平时,生产者必须继续甚至延长生产;当价格达到不同水平时,生产者必须停止生产。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竞争,所有这些动机和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用竞争来解释价格形成的人,实际上是在集体名义下,对市场双方的所有心理冲动和动机的活跃作用。

现在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在他的体系中把竞争和竞争起的作用降到最低的水平。他要么无视它,要么如果他不能这样做,他就会尽可能贬低这种影响的方式和程度。这在许多场合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首先,当他推断出价值完全是劳动时。每个公正的人都知道也看到了,雇佣劳动力的数量仅通过供求关系的作用对商品的永久价格水平产生影响,也就是说通过竞争。(这种影响并不像马克思价值定律说的那样特别) 。在特殊交易所或垄断的情况下,(即使除去对投资资本的要求)可能会出现与工作时间完全不成比例的价格。马克思自然也知道这一点,但他在价值法则的推论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如果他提到了它,这样一来他就不能再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在竞争的覆盖下发挥作用的所有动机和因素中,工作时间会以什么方式,经过什么中间步骤成为决定价格高度的唯一影响因素。对这些动机的透彻分析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必然会地把使用价值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比马克思更合适,对对许多事情产生不同的看法,最终会揭示出很多马克思不希望在他的体系中看到的东西。

因此,正当他要对他的价值法则作一个完整而系统的解释时,他本来有责任说明竞争起到的中介作用,但他一句话也没说就从这一点上消失了。后来,他确实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从地点和方式来看,这似乎并不是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在一些随意和草率的评论中,他在几句话中暗示说,这或多或少说明了一些事情,他没有麻烦自己进一步深入。

我认为上述关于竞争的事实,马克思在第三卷第209页阐述地最清楚、最明确:(1)商品交换不仅仅是“临的或偶然的”,(2)“双方生产商品的数量应接近于相互需求的比例,这种结果本身源于市场双方的经验,并因此在持续的交易中得以增长”;(3)没有任何自然或人为的垄断能给予合同双方的任何一方高于价值销售的权力,或迫使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低于价值销售。所以马克思的价值法则得以运行的条件,是双方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应该持续足够长的时间,根据市场的经验调整生产以适应买方的需要。我们必须牢记这段话。

没有更多详细的证据。相反不久之后,事实上就在这些争论的中间,他详尽地论述了竞争、需求和供给的两个方面,以及竞争与定价的关系。马克思明确地拒绝了“对这两种社会推动力量的更深层次的分析”,因为“这里不适合”。另一方面,如果商品以它们正常市场价值出售,需求和供应必须完全相互平衡。13

但这还不是全部。为了贬低供求理论体系的重要性,或许也为了证明他忽略这些因素是合理的,马克思在第三卷的223-224页想出了一个独特而卓越的理论,在之前对它的一些轻微的引用之后加以发展。他开始说,当两个因素中的一个超过另一个,例如,需求超过供给,或者相反,不规则的市场价格的形成偏离了“市场价值”,它由市场价格的“均衡点”组成;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以下引人注目的论点:“如果供需平衡,它们就会停止运动。如果两个力在相反的方向上相等地作用,它们就会相互抵消——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现象必须用这两种力之外的其他力量来解释。如果供需相互抵消它们就不能解释任何事情,它们不影响市场价值,它们让我们完全摸不清为什么市场价值应该表现为这一笔钱而不是另一笔钱。供需关系可以正确地用来解释“偏离市场价值”,这种偏离是由于一种力量大于另一种力量,而不是由于市场价值本身的水平。

这个奇怪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一致,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供需关系对永久的价格水平完全没有影响,那么马克思提出的原则就是完全正确的,也不用再为这个不重要的因素操心了,可以直接把这个因素引入他的体系,在他看来这个对价值度有实际影响的因素就是劳动。

然而我认为同样明显的是,这个奇怪的理论是绝对错误的。就像马克思经常做的那样,它的推理基于一种文字游戏。

确实,当一种商品以其正常的市场价值出售时,供给和需求必须在某种意义上相互平衡,也就是说,在这个价格上,对该商品的有效需求与供应的数量完全相同。但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商品以正常市场价值出售的情况下,而且发生在它们以任何市场价值出售的情况下,即使这时市场价值是不规则的。此外,和马克思本人一样,每个人都很清楚供给和需求是有弹性的数量。除了进入交换的供给和需求之外,还有一些“被排除在外”的需求或供给,也就是说,有许多人同样渴望商品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是他们不愿或不能提供比他们更强的竞争对手提供的价格;还有一些人也以高于当时市场的价格提供所需要的商品。但是,供需“平衡”这句话并不完全适用于总需求和总供给,而只适用于其中能够成交的部分。然而,众所周知,市场任务的恰恰在于从总需求和总供给中选择成交的那部分交易,而进行这种选择是确定价格的最重要的手段。买不到的商品比卖不出去的多。因此,在两方面,只有一定数量的需求才能到达一个交点。(只适用于一定数量商品的需求)这个数字的确立是通过价格自动发展到一个点来完成的,这个点排除了两边的多余数字。因此,这时价格对于剩下的潜在买家来说太高了,对于剩下的潜在卖家来说太低了。因此,并不是只有成功的竞争者才参与决定价格的水平,而且还包括被排除在外的各个竞争对手。14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从有效进入市场的部分的均衡来论证供需作用的完全停止是错误的。

但它的错误还因为另一个原因。假设只有处于数量均衡状态的成功供需部分影响价格的固定,认为使彼此保持平衡的力会因此 “停止作用”,这是非常荒谬和不科学的。相反,平衡状态正是它们作用的结果,当需要解释这个平衡状态以及它的所有细节时——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是被建立的平衡的高度——它肯定不能通过“两个力的作用之外的其他方式”来实现。相反,只有通过维持平衡的力的作用才能解释它。但这样的抽象命题可以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很好地说明。

假设我们发射一个气球。每个人都知道,气球之所以会上升,是因为它充满了一种比大气更稀薄的气体。

然而它不会无止境地上升,只会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只要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改变了条件,比如气体逸出,它就会一直悬在那里。那么高度是怎么调节的,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这是显而易见的。空气的密度随着我们上升而减小。只有当周围大气层的密度大于气球自身的密度时,气球才会上升;当气球自身的密度和大气的密度保持平衡时,气球就停止上升。因此,气体密度越小,气球就升得越高,它所处的空气层也就越高,他的大气密度就和它一样高。因此,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考虑气球的相对密度和大气的相对密度之外,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来解释气球上升的高度。

然而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这个问题是怎样出现的呢?在一定高度上,气球的密度和周围空气的密度这两种力是平衡的。因此,它们“停止移动”,它们“停止解释任何事情”,它们不影响上升的程度,如果我们希望解释这一点,我们必须用“这两种力量之外的其他力量”来解释。我们问:“那用什么办法呢?” 又或者,当给一个身体称重时,体重计的指数指向100磅时,我们该如何解释体重计指向的位置?我们不能用要身体称出来的重量与体重计的重量之间的关系来解释它,对于这两个力,当体重计的指标处于所指位置时,彼此保持平衡,因此它们停止了移动,它们的关系不能解释任何东西,甚至体重计读数的位置也不能解释。

我认为这里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错误也同样根植于马克思的论点中,马克思通过这些论点排除了供求对永久价格水平的影响。但是,不要有任何误解。在我看来,真正对固定价格的完整和满意的解释绝不包含在对供求公式的参考中。相反,我在其他地方经常详细阐述的观点是,只能在“供需”一词下只能粗略地理解应被仔细分析的要素,以及确切定义它们相互影响的方式和程度。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应该获得那些对价格状态有特殊影响的因素的知识。但排除供求关系的影响是马克思进一步深化解释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不是一个次要问题,而是一个触及核心的主要问题。

让我们重新讨论一下我们的论点。许多事情已经向我们表明了,马克思是如何努力地让供求关系的影响退到他的体系的背后,现在,在第三卷的前四分之一之后,他的体系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转折,他的任务是解释为什么商品的永久价格不向凝聚的劳动量靠近,而是向偏离劳动量的“生产价格”靠近。

他宣称竞争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力量。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不同生产部门的原始利润率会有所不同,竞争将原始利润率降低为共同平均利润率15,因此从长远来看,价格必然会向产生相同平均利润的产品价格靠近。

让我们快速解决一些对理解这种解释很重要的要点。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提到竞争实际上无非是指供求关系的变化。在前面提到的段落中,马克思简明地描述了资本竞争使利润率均等的过程,他明确指出这一过程是由于“这种供求关系使得不同生产领域的平均利润相等,因此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其次可以肯定,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前两卷的理论中设想的围绕引力中心的波动问题,也就是围绕包含的工作时间,而是一个最后迫使价格转到另一个永恒的引力中心的问题,即生产价格。

现在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根据马克思,如果供需关系对永久价格水平没有任何影响,和这个关系一样,竞争是如何成为一种力量的?能将永久价格的水平从“价值”转移到生产价格,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平。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在这种被迫和不一致的对竞争的诉求中,竞争就像救星一样操纵着永久价格,把符合劳动理论的引力中心变成了另一个中心。他不由自主地承认,支配现实生活的社会力量包含在其自身之中,并且在起着作用,交换关系的一些基本决定因素不能归结为工作时间,因此,以劳动时间作为交换关系基础的原初理论的分析是不完整的,与事实不符。

此外,马克思本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仔细地注意到这段话,16只有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商品才会大约按照其价值进行交换。因此,他把竞争看作是推动商品价格向“价值”靠拢的一个因素。相反,现在我们了解到,竞争是一种促使商品价格脱离其价值并走向生产价格的力量。而且这些话都是在同一章里写的,就是第十章,它似乎注定会声名狼藉。它们能调解吗? 如果马克思认为他可以找到一种调解方法,一种适用于原始条件,另一种适用于发达的现代社会,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指出,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章中,他并没有从一个鲁滨逊的故事中推导出他的理论,价值等同于劳动。 但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盛行”、其“财富”“表现为大量商品的集合”的社会条件下,情况又如何呢?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他不是要求我们根据他的劳动理论来看待现代社会的状况,并以此来判断它们吗?但是我们要问,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我们要在现代社会中寻找他的价值法则在什么地方生效,我们的提问是徒劳的。马克思认为,要么没有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根本不会按照其价值进行交换;或者竞争存在,准确地说,那时它们很少根据他们的价值交换,而是根据他们的生产价格。

所以在不幸的第十章中,新的矛盾堆积在旧的矛盾之上。我不会把本章中大量存在的次要矛盾和不准确之处一一列举出来,从而延长已经够长了的调查。我想,每一个以公正的心态阅读这一章的人都会感到,它的写作可以说是消沉的。它不再是马克思著作最辉煌的部分中一贯见到的严厉、含蓄、谨慎的风格,也不再是马克思著作一贯使用的铁一般的逻辑,这里不仅在推理上,甚至在术语的使用上,都有一种不确定和杂乱无章的方式。例如,“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术语不断变化的概念是多么的惊人啊,它们有时被正确地表示强度不同的弹性数量,而在另一些时候则被看作是简单的数量,以一种存在已久的“庸俗经济学”的最糟糕方式。或者,如果进入市场的大量商品的不同部分是在不平等的生产条件下创造的,那么他对支配市场价值的因素的描述是多么不令人满意和前后矛盾,等等。

这一章的这一特点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这是马克思晚年写的;因为在后面的部分仍然有很多华丽的论述;甚至在第一卷中已经有些地方隐晦的暗示了这令人遗憾的一章,17它们肯定早就被想到了;马克思的写作在这里之所以是混乱且摇摆不定的,是因为他不能在没有坦白矛盾和反悔的情况下,把文章写清楚。如果当时他在处理实际的交换关系——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关系——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像他在两卷书中对“价值就是劳动”这一假设的研究一样,是清楚的、透彻的和彻底的。

如果在这个关头,通过对在“竞争”这个综合名称下起作用的社会动机进行仔细的经济学和心理学分析,他给“竞争”这个重要术语赋予了科学意义;如果他没有停下来或休息,只要论证中的一个环节还没有解释清楚,或者有一个结果还没有逻辑的结论;或者只要有一种关系显得阴暗而矛盾——第十章的几乎每一个字都挑战着一个更深入的探究或解释——他被逼着一步一步地去阐述一个与他原来的体系在主旨上完全不同的体系,这只能通过混淆和神秘化来避免。当马克思明确拒绝对社会动机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时,他一定经常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即使他自己并不知道。

我相信, 本书中马克思的研究自始至终是错误的,矛盾的,模糊的。他的体系与事实脱节。马克思既没有通过可靠的经验主义,也没有通过扎实的经济心理学分析,从事实中推导出他的体系的基本原理;他发现没有什么比辩证法更坚固的基础了。这是马克思主义体系诞生之初的重大根本错误;其余的一切必然都来自它。系统向一个方向前进,事实却朝另一个方向前进;它们遍布在整个系统中,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每一次出错都会引发新的差错。体系与事实之间的冲突必须视而不见,因此问题不是被黑暗或模糊所笼罩,就是被一开始辩证法的把戏颠倒扭曲;如果这些都不起作用了,矛盾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马克思第三卷第十章的特点。它带来了长期的不良影响,不良的收成必然都是由不良的种子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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