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秋莎的挽歌》军事 反战 全年龄
一
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凌晨，气温三度。
修道院的门是橡木的，包着一层铁皮，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发黑的木头。看门的老修女每天早上五点开门扫台阶，那天她提前了半个钟头——后来她跟人说起这件事，只说是睡不着。门轴响了一声，她看见台阶上放着一只木箱。
装苹果的那种箱子，松木，边角用铁钉加固过。箱子里垫着一条羊毛毯子，灰褐色，沾着泥和草屑，闻起来有股羊膻味。毯子里裹着一个婴儿，脐带还没剪干净，用一根白棉线扎着。孩子没哭。脸冻得发青，嘴唇是紫的，眼睛睁着，蓝色的，看着天。
箱底压着一张纸。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边缘毛糙。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词，俄语：
简。
老修女不识字。她把孩子抱进去，叫醒了院长。院长认得字。她把那张纸对着窗口的光看了很久，翻过来，背面是空的。
“就这个？”
“就这个。”
“没有姓？”
“没有。”
后来她们给孩子洗澡，用温水，不敢用热水。孩子身上没有伤，没有胎记，没有任何能说明她从哪里来的东西。喂的是羊奶，用纱布蘸着往嘴里挤。她吃得很少，也不闹。别的孩子在这个年纪会哭，会抓人的手指，会往有温度的地方拱。她不。
她只是睁着眼睛。
二
修道院在城郊，一圈两米高的砖墙，墙头拉着铁丝网，不是为了防人，是为了防野狗。主楼三层，东翼是礼拜堂，西翼是厨房、仓库和宿舍。冬天供暖靠一台老锅炉，烧湿木头，烟大，热量少。修女们一年四季穿同样的黑袍，脚上是男式军靴——便宜，耐穿，从军队的剩余物资仓库里论斤买来的。
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到处都是这样的地方。卢布一天一个价，工厂停工，军官在火车站卖勋章，退伍兵在市场上卖自己的假肢。街上多了很多孩子，有的有家，有的没有。修道院能收的都收了，收不下的就送到市里的孤儿院。院长说过一句话：我们不是在救人，我们只是在推迟一件事。
简是被推迟得比较久的那个。
她不哭。这是修女们对她最早的共同印象。婴儿哭是因为有需求，饿了、冷了、疼了、怕了。她不表达需求。饿了她就等着，等到有人想起来喂她。尿布湿了她也等着。她唯一会做的动作是看——看人的脸，看天花板，看窗外。眼神很静，静得让人不舒服。
三岁那年，一个年轻修女抱着她，逗她笑。做了半个钟头鬼脸，她没笑。修女把她放下，去厨房帮忙，跟人说：那孩子眼睛里没有东西。
这话传开了。后来没人再刻意逗她。
她四岁会走路，五岁会自己穿衣服，六岁开始帮着干活：擦地板、削土豆、把柴火从院子里抱到锅炉房。她不偷懒，也不主动。给她多少她干多少，干完就坐在一边。她不跟别的孩子玩，别的孩子也不找她。孩子是很敏感的，他们能闻出谁身上没有那种东西。
七岁那年，她偷了酒。
那是个意外，也不完全是意外。仓库的门锁坏了很久，谁都知道，谁都没修。里面堆着腌黄瓜、面粉、几箱教会捐来的罐头，还有两箱伏特加——是市长办公室送的，每年都送，修女们不喝，就那么放着，说是等胜利日。
胜利日是五月九日。那天修道院要唱《喀秋莎》。
她第一次听见这首歌是五岁。那天院子里支起一张桌子，摆着面包和盐，几个老兵穿着旧军装来，胸前挂满勋章，喝得满脸通红。修女们站成一排唱，声音不齐，但很响。她站在台阶上听。那旋律往上走，一节一节地往上，像有人在爬一段没有尽头的楼梯，爬到顶上往下一看，底下全是死人，可那人还是笑着唱。
她记住了。
后来每年五月九日她都等着这首歌。她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头两句她懂——苹果和梨树开花了——后面就模糊了。她只是喜欢那个调子。修女们说，这歌是打仗的时候唱的，唱的是一个姑娘在等一个回不来的人。
七岁那年的胜利日，趁人不注意，她从仓库里抱出一瓶伏特加，躲在锅炉房后面，拧开盖子喝了一口。
辣。烧。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她咳了半天，眼泪出来了——她第一次流泪，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生理反应。她又喝了一口。
第三口的时候她不咳了。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松开了，像一根一直绷着的绳子突然被人剪断。她坐在煤堆上，背靠着墙，看着院子里的人来来去去，第一次觉得那些人和她之间隔着一层东西——不是墙，是水。他们在水那边，她在这边。
她把瓶子喝掉一半，剩下的埋进煤堆。回去的时候脸很红，走路有点晃。修女问她怎么了，她说不舒服。
没人闻出来。
从那以后她常去仓库。修女们知道，但没人管。她们管不了的事情太多了。一个不哭不闹、不惹麻烦、干活不偷懒的孩子，喝点酒算什么。院长说过：上帝给每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
简的十字架是冷的。
三
她十岁那年，修道院来了一个新的神父，年轻，从莫斯科的宗教学校毕业，带着一箱子书和一套城里人的做派。他组织孩子们上课，教识字，教算术，教一点英语。简坐在最后一排，盯着窗外出神。神父点她的名字，她站起来，什么也不说。神父问她长大后想做什么。
她说：不知道。
神父说，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她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
神父愣住了。他后来跟院长说，这孩子需要心理辅导。院长说，这里没有一个孩子不需要心理辅导，可我们连一个心理医生都请不起。
十一岁，她第一次逃跑。不是真的跑，她没地方去。她在城里的火车站待了两天，看人上下车，看小贩兜售瓜子，看警察敲诈酒鬼。第三天她自己走回来了，因为饿了。院长没骂她，给她盛了一碗汤。她喝完汤，说：外面也一样。
十二岁，她开始长个子。十三岁，修女们发现她比同龄的孩子高出一个头，肩膀也宽。她帮厨房搬面粉袋，一袋五十公斤，一边一个，走得很稳。她的头发是黑的，自己用剪刀剪短，剪得参差不齐，像个男孩。修女要帮她修，她不让。
她的蓝眼睛在冬天会显得更淡，像结了薄冰的水。
十五岁，她把修道院里一个欺负小孩的杂工打了一顿。那个杂工四十多岁，喝了酒就喜欢掐小孩的脖子。她没说什么，抄起一根撬棍，照着他的膝盖敲下去。杂工在地上滚，嚎得像条狗。院长问为什么，她说：他挡路了。
杂工后来走了，没报警。没人报警。在这个地方，报警是件很贵的事。
十六岁，她开始失眠。夜里睡不着，就坐在窗台上，看外面的雪。修道院的屋顶是铁皮的，雪落在上面没有声音。她坐在那里，一坐一整夜，第二天照常干活。修女们说她是被魔鬼缠上了，给她洒圣水。她由着她们洒，反正也不疼。
十七岁，她开始想一件事：她可以离开。
不是逃跑，是离开。带着手续，带着身份，去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做一件不需要解释的事。
四
二〇一一年秋天，她十八岁。
区征兵办公室在法院隔壁，一栋斯大林时代的三层楼，墙皮脱落，门口的旗杆上挂着褪色的三色旗。走廊里排着队，全是十八九岁的男孩，抽烟，吐痰，互相推搡。她进去的时候，队伍安静了一下。
她一米七七，七十七公斤，短发，脸上没有表情。她穿一件男式夹克，靴子是修道院仓库里的军靴。她看起来不像来当兵的，像来收债的。
登记处的军士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看表格。
“姓名。”
“简。”
“姓。”
“没有。”
军士抬起头。
“没有姓？”
“修道院给的。就一个词。”
军士在表格上写了一行，又抬头。
“出生日期。”
“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
“国籍。”
“俄罗斯。”
“民族。”
“斯拉夫。”
“家庭住址。”
她把修道院的地址报了。军士记下来，笔尖在纸上顿了顿。
“亲属。”
“没有。”
“监护人。”
“院长。”
“职业。”
“没有。”
“教育程度。”
“修道院学校。识字，会算术。”
军士把表格推到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
“你为什么来？”
她看着他。
“我想杀人。”
军士的笔停在半空。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他把那张纸收回去，站起来，说：你等一会儿。
他出去了十二分钟。回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穿常服的中校。中校四十多岁，脸很瘦，眼睛里有一种长期失眠的人才有的一种亮。他把简叫进办公室，关上门，让她坐下。她没坐。
“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我想杀人。”
“为什么？”
“因为这是合法的。”
中校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不是觉得好笑，是那种一个人终于在一堆废铁里找到一块能用的零件时的笑。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知道。”
“你杀过人吗？”
“没有。”
“那你凭什么觉得你杀得了？”
“我不知道我杀不杀得了。”她说，“但我不怕。”
中校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表格，又拿出一支笔。
“签字。”
她看了一眼表格的抬头。上面印着一行小字：自愿服役声明。底下是密密麻麻的条款，她没读。她拿过笔，在最后一页签了名：简。
中校把表格收起来，放进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封口，用火漆压了一个章。
“你会被送走。”他说，“去哪里，我不知道。你也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从今天起，你没有名字了。”
五
她被一辆军用卡车拉走，车厢是帆布的，后挡板锁着。车上还有十一个人，全是男的，年龄从十八到二十五不等，谁也不说话。开了两天一夜，中间在一个没有标识的检查站停了一次，换了司机，换了车牌。第三天凌晨，车停了。
营地在一片林子里，四周是松树，树很高，遮住了天。铁丝网三米高，顶上盘着蛇腹形铁丝。岗楼上有探照灯，灯是灭的。地上是压实的土，下了雨，踩上去发黏。空气里有柴油味、消毒水味，还有一股淡淡的、说不清的味道——后来她知道了，那是血渗进土里，再被雨水冲淡的味道。
他们被带进一栋长条形的木屋，屋里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穿作训服的人，肩上没有军衔。
“站成一排。”
他们站成一排。
“从今天起，你们没有名字。你们有编号。编号就是你们。叫你们，你们答到。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大点声。”
“听懂了。”
他们被一个一个叫过去，发一块金属牌，牌上刻着数字。她是十一。
发完牌子，那个人从桌子底下抽出厚厚一沓纸。
“免责协议。每人一份。我念一遍，你们听着。”
他念得很快，像念一份已经念过一千遍的东西。大意是：本人自愿参加特殊军事训练，充分了解训练具有极高危险性，可能在训练中受伤、致残、死亡；本人及家属放弃就上述后果向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及任何相关人员提出任何形式的索赔；本人同意在训练期间及训练结束后对一切见闻永久保密；本人同意在违反保密义务时接受军事法庭审判。
“签字。”
她签了。没有犹豫，也没有看别人。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纸的声音，和一个人压抑的呼吸声。
那个人把协议收起来，按编号排好，装进一个铁皮箱。
“十一号。”
“到。”
“你从今天起住三号铺。明天早上五点起床。迟到的，没饭吃。”
“是。”
那天夜里她躺在铺上，听着上铺的人翻身，听着远处的发电机响，听着林子里的风。她把那块金属牌攥在手里，牌子的边缘有点毛刺，硌着掌心。
十一。一个数字。
她觉得挺好。数字不会被人追问来历。
六
训练从第二天开始。
体能是基础。每天早上五点，四百米跑道，全副武装，负重二十公斤，跑十圈。跑完做俯卧撑、引体向上、仰卧起坐，做到吐。吐完了接着做。有人晕倒，泼一桶水，醒了接着跑。有人哭，哭完接着跑。有人装病，军医来看一眼，说没事，接着跑。
第一个月，一百二十个人剩下一百零四个。
第二个月，剩九十一。
第三个月，剩七十八。
淘汰的方式有很多种。跑不动的淘汰，受伤的淘汰，精神崩溃的淘汰，顶撞教官的淘汰。淘汰不是开除，是转走——转到哪个部队，去了哪里，没人问，也没人说。有一天早上你旁边的铺空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人不见了。就这样。
训练的科目排得很满。
枪械。拆解，组装，盲拆，盲装。AK系列，AEK系列，PKM，RPK，SVD，OSV-96，还有各种手枪。拆到手指记住每一个零件的位置，闭着眼睛也能装回去。然后是保养：擦枪，上油，通条，棉布，一遍一遍，直到枪膛亮得能照见人。教官说：枪是你的命。你的命脏了，你就死了。
实弹射击。一百米，两百米，三百米。卧姿，跪姿，立姿。静止靶，移动靶，夜间靶。她的成绩从一开始就很好。不是好，是稳。别人打十发，八发上靶，两发飞了，会骂一句。她打十发，十发上靶，弹着点集中在一个拳头大的范围里。她不骂，也不笑。打完了，放下枪，等下一个口令。
教官在她靶纸后面站了很久。
“十一号。”
“到。”
“你以前打过枪？”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怕枪？”
“枪有什么好怕的。”
教官没说话。后来他在她的档案里写了一行字：心理素质异常，建议重点观察。
医疗课。人体解剖图，骨骼，血管，神经。教官是个四十多岁的军医，秃顶，手很稳。
“医疗知识不是让你们救人。”他说，“是让你们能活着杀更多的人。”
他教他们怎么止血，怎么包扎，怎么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取出子弹。他教他们人身上哪里最脆弱：颈动脉，股动脉，腋下，眼睛，太阳穴，肾脏，肝脏。他用红笔在人体图上画圈，一圈一圈，像在画一张藏宝图。
“捅这里，三十秒。”他敲了敲股动脉的位置，“捅这里，十秒。”他敲了敲颈动脉。“捅这里，不一定死，但一定叫不出声。”他敲了敲喉咙。
野外生存。林子，沼泽，雪地。吃虫子，吃树皮，吃生肉。喝自己的尿。在零下二十度的夜里挖雪洞过夜。七天，只带一把刀和一小袋盐。
然后是录像。
放映室在一栋单独的水泥房子里，没有窗户。他们被带进去，坐在长条凳上。投影仪嗡嗡地响，幕布上先是雪花，然后出现了画面。
黑白的，颗粒很粗，是几十年前的胶片。画面里是一个院子，水泥地，墙边站着一排人。犯人，穿着囚服，手绑在背后。有人念判决书，念了很久。然后枪响了。
第一个人倒下去的时候，放映室里有人吸了一口气。第二个人倒下去的时候，有人开始发抖。第十个人的时候，有人吐了。吐的人被拖出去，回来的时候脸是白的。
简看着幕布。她的脸在投影仪的光里一半亮一半暗。她没有吐，没有发抖，没有闭眼。她只是在看，像一个学生在看一道例题。
录像放完，灯亮了。教官站在前面。
“看清楚了？这就是杀人。不难。难的是杀完之后你还站得住。”
他扫了一眼屋里的人。
“明天，我们去朝鲜。”
朝鲜那边的事情，她后来很少想起来。不是忘了，是不值得记。他们被带到边境，换乘另一辆车，又开了很久。最后到了一个地方，有围墙，有岗楼，有穿另一种军装的人。他们被安排在观看的位置，隔着一层玻璃，或者隔着一道铁丝网——她记不清了。
那边的人在院子里跪成一排。有男有女，有的很年轻。行刑的人用的是步枪，近距离，后脑。枪响的时候，身体往前一扑，有的人还会抽动几下。然后有人上去，用脚把尸体翻过来，确认，拖走。
整个过程很安静。安静得像在车间里干活。
回去的车上，没有人说话。有人把脸埋在手里。有人看着窗外。简坐在最后一排，闭着眼睛。她在想那首歌。
苹果和梨树开花了。
七
最狠的是格斗。
规则很简单：两人一组，在八角笼里打。无护具，手段不限，可以使用开了刃的冷兵器。不能使用枪支。留一口气的不算，彻底杀死另一人才算合格。
第一天，教官站在笼子边上，把规则念了一遍。
“听清楚了？留一口气的不算。”
笼子里铺着沙子，沙子是暗红色的。一开始大家以为是铁锈，后来知道了，是血，干了之后混进沙子里，怎么也洗不干净。
第一场，两个男的。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高个子拿的是短刀，矮个子拿的是工兵铲。打了四分钟，矮个子的铲子砍在高个子的肩膀上，高个子没倒，一刀捅进矮个子的肚子，转了一圈。矮个子跪下去，高个子又补了一刀，在脖子上。
矮个子抽搐了很久。教官站在笼子外面看。
“ 二十七号。不合格，”
“四十三号。合格，”
尸体被拖出去的时候，沙子上留下一条湿的痕迹。
轮到简是第七场。对手是三十七号，一个二十四岁的男人，以前是空降兵，因为打架被原部队踢出来，自己报名来了这里。他比她高半个头，比她重二十公斤，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到下巴的疤。
他拿的是一把匕首。她拿的是一把匕首。
进笼子之前，三十七号看了她一眼。
“女的？”
她没理他。
“我不打女人。”他冲着教官喊，“给我换一个。”
“规则里没写男女。”教官说，“进去。”
笼门关上。
三十七号还在说：“我他妈不打女人，你们听见没有——”
她冲上去了。
她没有试探，没有绕圈，没有摆架势。她直接冲过去，低着身子，匕首反握，扎向他的大腿。他往后退了一步，刀划开了他的裤子，没进肉。他骂了一句，一刀劈下来，她侧身，刀锋擦着她的耳朵过去，削掉一撮头发。
她退了两步，重新看他。
他不再说话了。他开始认真。
两个人绕了大概十几秒。笼子外面很安静，所有人都贴着铁丝网看。
他先动。一步跨上来，刀直刺她的胸口。她没有挡，往左一闪，让刀从她腋下过去，同时整个人贴上去，左手抓住他持刀的手腕，右手一刀扎进他的肋下。
刀进去的时候有阻力，像捅进一块冻住的肉。她拧了一下，拔出来，血跟着出来，热的，喷在她手上。
三十七号闷哼一声，膝盖软了一下。他没倒，反手一肘砸在她的太阳穴上。她眼前白了一下，耳朵里嗡嗡响，踉跄了两步。他扑上来，把她按在铁丝网上，刀往她脖子上抹。她抬起左臂挡，刀割开了她的小臂，从手腕到肘部，皮肉翻出来。
她听见有人在笼子外面喊什么。
她没听清。
她用额头撞他的鼻子。第一下，他往后仰了一点；第二下，她听见骨头碎的声音。他的手松了一下。她把右手抽出来，一刀捅进他的颈侧。
刀进去的时候很顺，比肋下顺。血是喷出来的，喷了她一脸。
三十七号松开了她。他退了一步，手捂着脖子，手指缝里往外冒血。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然后他跪下去，往前扑倒在沙子上。
沙子是暗红色的。
她站在笼子里，喘着气，脸上全是血，分不清是她的还是他的。她的左臂在流血，滴在沙子上，一滴，一滴。
教官走进来，蹲下，把三十七号翻过来，探了探颈动脉。然后站起来。
“三十七号。不合格。”
“十一号。合格。”
他看了她一眼。
“十一号。”
“到。”
“去医务室。你的胳膊要缝。”
她走出笼子的时候，没有人看她。所有人都看着地上的尸体。
她在医务室缝了十七针，没打麻药。军医一边缝一边说，你运气好，没伤到肌腱。
她没说话。
那天晚上她没睡着。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后悔。她在想一件事：杀人的时候，她什么感觉都没有。不是冷，不是热，不是恶心，不是兴奋。什么都没有。就像在完成一个动作，一个练过很多遍的动作。
她翻了个身，看着上铺的床板。
她想，也许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东西。
两年里，她在笼子里杀了三个人。第二个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以前是刑事犯，被她用工兵铲砍断了脖子。第三个是个十九岁的男孩，跟她同一批进来的，编号六十四，人很瘦，平时不怎么说话，喜欢在熄灯后偷偷看一张照片。她杀他的时候，他一直在说对不起。
她杀完他，从笼子里出来，坐在台阶上，抽了半根烟——她不抽烟，那烟是问别人要的。她抽了两口就呛着了，把烟掐了。
教官走过来，坐在她旁边。
“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一点都没有？”
“没有。”
教官看了她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她后来一直记得。
“你会活得比他们都久。”他说，“但你也死得比他们都快。”
八
两年训练结束的时候，一百二十个人剩下十九个。
十九个人站在操场上，穿着新发的作训服，胸前没有标识。一个将军来讲话。将军很老了，头发全白，说话很慢。
“你们是筛出来的。”他说，“筛出来的东西，是用来干活的。你们会被分到不同的地方。有人去阿尔法，有人去格鲁乌，有人去更远的地方。我不管你们去哪里，我只说一句：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人了。你们是工具。工具不需要想法，不需要感情，不需要名字。工具只需要一样东西——好用。”
他讲完话，他们被一个一个叫进办公室。
简进去的时候，桌子后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当初那个中校，另一个是没见过的，穿着没有标识的深色西装，五十岁上下，手指上戴着一枚不起眼的戒指。
中校把她的档案推过去。
“射击全优，格斗全优，体能全优，医疗合格，野外生存合格，心理测试——”他顿了一下，“心理测试得分低得离谱。”
西装男人翻了翻档案。
“低到什么程度？”
“共情能力接近零。恐惧反应接近零。冲动控制良好。服从性良好。”
“这不是低得离谱。”西装男人说，“这是正好。”
他合上档案，看着简。
“你想去什么部队？”
“随便。”
“随便不行。你得说一个。”
“能杀人的。”
西装男人笑了。他站起来，伸出手。
“彼得156近卫空降团。你听说过吗？”
“没有。”
“很好。没人听说过。”
九
去团里报到之前，她签了第二份协议。这次是保密协议，比上一次厚，条款更细。签完之后，她被要求在一间屋子里单独待了四个小时，不许说话，不许睡觉。四个小时之后，有人进来，带她上了一架运输机。
飞机飞了六个小时。降落的时候是夜里。她被一辆越野车接走，开了大概四十分钟，停在一道铁门前。铁门后面是一片营区，不大，几栋楼，一个操场，一个室内训练馆，一个靶场。四周是林子。
这就是彼得156。
团里的人不超过三百。大部分人是从前苏联各个特种部队里挑出来的，少部分是从“炼狱”这种地方直接选拔的。他们互相之间不叫名字，叫编号。编号从零到三百。零号是团长。
她的编号是二六〇。
发牌子的时候，管人事的军官说了一句：“上一个二六〇死了。上个月。你顶他的位置。”
她接过牌子。金属的，比新兵营那块重一点，边缘打磨得很光滑。
“怎么死的？”
“不该问的别问。”
“是。”
“你的铺位在三楼，靠窗。明天早上六点，训练馆集合。”
团里的训练又是两年。
反审讯训练。她被绑在椅子上，头上套着袋子，有人往袋子上浇水。水顺着脖子流进衣服里，冷，喘不上气。有人打她，用拳头，用棍子，用电击器。电击器贴在她的肋骨上，她整个人绷成一张弓。有人问她部队番号，她不说。问她团长是谁，她不说。问她知道什么，她说什么都不知道。
训练结束的时候，负责的军官在表格上写：耐受时间超过标准值四倍，无有效信息泄露。
跳伞训练。白天跳，夜里跳，低空跳，高空跳，带装备跳，不带装备跳。第一次跳的时候，机舱门打开，风灌进来，所有人都站着不动。教官一脚一个踹下去。她跳下去的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风的声音。伞开的时候，整个人被猛地往上一拽，世界安静下来。她挂在天上，看着底下的林子、田地、公路，火柴盒一样的房子。
她想，从这个高度看，人什么都不是。
战术训练。小组配合，火力配置，突击队形，房间清理。战术手势：手掌向下是趴下，握拳是停止，食指前指是前进，两指指眼是指挥官观察。她学得很快，快得让教官都有点意外。
模拟敌后渗透。没有支援，没有补给，没有撤退路线。一个小队，空降到陌生区域，完成指定任务，自己想办法回来。她在模拟里待过十一天，吃过生鱼，喝过泥坑里的水，在谷仓里躲过三天。
两年之后，考核合格，她正式编入彼得156近卫空降团。
十
团里流传一个说法：彼得156的“彼得”指的是彼得大帝，“156”是列宁格勒保卫战里一个步兵团的番号。谁编的不知道，反正听着挺有历史感。
团的正式名称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开文件里。通信地址是一个邮政信箱号码。北约的情报机构翻遍了俄军的编制序列，也找不到这支部队的番号。只有俄罗斯军队高层和极个别位高权重的政客知道这支部队的存在。
团建于二〇〇九年十月二日。背景是车臣。第一次车臣战争，第二次车臣战争，打完之后联邦安全局在调查中发现，这两次战争背后都有美国人的影子。再加上北约一波一波地东扩，军方决定组建一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手段执行任务”的部队。
团里的人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简被编进突击组。
突击组六个人，分工明确：尖兵、狙击手、机枪手、掷弹兵、通信兵、主突击手兼组长。尖兵走在最前面探路，狙击手在后方高处，机枪手负责压制，掷弹兵负责把东西炸开，通信兵背着电台，主突击手兼组长冲在最前面——带的是突击步枪，穿的是最厚的防弹衣，吃的是第一波子弹。
这个位置按理说该是最有经验的。
简不是。她是新来的。
团长看了她的档案——射击全优，格斗全优，体能全优，心理测试得分低得离谱——把她扔进了突击组，让她当组长。
团长编号零。四十多岁，个子不高，肩膀很宽，脸上有一道旧伤，从左边嘴角延伸到耳根。他说话不多，说一句是一句。
他把简叫到办公室，只说了一句话：“你冲前面。你死了，后面的人顶上。”
“是。”
“你怕死吗？”
“不怕。”
“不怕死不是好事。”团长说，“不怕死的人，死得最快。”
他挥了挥手，让她出去。
突击组的另外五个人，编号是四十七、八十三、一百二十一、一百八十九、二百零四。他们对她没什么意见，也没什么热情。在这个团里，没人对别人的真名感兴趣，也没人对别人的来历感兴趣。你今天在，明天可能就不在了。上一个二六〇就是这么没的。
四十七号是尖兵，二十八岁，话多，喜欢开玩笑。他跟简说过一次话，问她为什么总戴着巴拉克拉瓦头套。
她说：不为什么。
他说：你长得丑？
她说：可能。
他笑了，说：没事，我也不好看。
那是他们唯一一次对话。三个星期之后，四十七号在训练里摔断了腿，被送走了。
八十三号是狙击手，四十岁，沉默，抽很冲的烟。一百二十一号是机枪手，三十三岁，壮得像头熊，笑起来声音很大。一百八十九号是掷弹兵，二十六岁，瘦，神经质，总在抖腿。二百零四号是通信兵，二十二岁，最年轻，背包里永远装着电台和备用电池。
他们在一起训练了四个月。
然后战争来了。
十一
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美国东海岸爆发丧尸疫情。
最初的消息很混乱。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摇晃的镜头，模糊的人形，尖叫。三天之后视频没了，账号也没了。一个星期之后，白宫发了一份声明，说局势可控。半个月之后，那份声明也被撤了。
俄罗斯军方没有动。观察了整整一个月。
八月一日，俄军越过边境。官方的说法是人道主义救援：保护平民，控制疫情，恢复秩序。第一批部队进去的时候确实带了医疗队和物资。第二批就没带了。
战争打了两个月。
城市没有攻下来。
这座城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一条主河，几座桥，北边是工业区，南边是居民区，中间是市中心。丧尸爆发之后，当地驻军大部分失能。但城市没有垮。街区变成了堡垒，幸存者拿起了枪，散兵游勇聚成了团伙，每一个路口都要用命去换。
俄军死得太多了。失踪的比死的还多。补给线拉得太长，后方的政治压力一天比一天大。
九月底，主力撤离了战场。
十月二日，彼得156近卫空降团接到命令：发起最后一次进攻。
换句话说，王牌压轴出场。如果这一次也失败，俄罗斯将无法组织起下一次进攻。
傍晚，营区的操场上停着六架米-8，还有两架伊尔-76停在远处的野战跑道上。全团能动的都来了，二百一十七个人，按编号站成队列。天没黑透，西边还有一点灰白的光。
团长站在一辆指挥车的前踏板上，没有拿喇叭。
“任务简报半个小时之后开始。”他说，“我只说三句话。”
风把他的话吹散了一点，前排的人往前提了提脖子。
“第一，不完成任务，没有撤离。第二，彼得156没有懦夫。第三——”他停了一下，“你们要么赢，要么死。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必须把任务完成。”
没有人说话。
“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声音不大，也不齐。团长看了他们一会儿，从踏板上跳下来，走了。
简站在队列的第三排。她看见团长走过的时候，脸上的那道疤在暮色里发白。她知道团长现在是什么处境：这次行动如果失败，他会上军事法庭。军事法庭在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清楚。
她不同情他。她只是觉得，一个人被逼到这个份上，还算有点意思。
十二
简报室在地下，水泥墙，一张长桌，墙上钉着一张巨大的卫星地图。
情报官是个瘦高个，戴眼镜，说话像在念一份自己也不相信的文件。
“目标：城市北郊的军用机场。任务：第一，关闭或摧毁机场内的地对空导弹；第二，清除机场内所有威胁单位；第三，控制塔台，用塔台内的无线电电台向己方发射信号，确认控制；第四，为后续运输机开辟空中走廊，坚守至援军抵达。”
他用指关节敲了敲地图。
“机场内部至少有三具地对空导弹发射架，型号是MIM-104‘爱国者’。塔台在机场北侧，旁边有一个弹药库和一个车库。车库里有装甲车和坦克，但根据无人机侦察，似乎已经损毁。跑道上有几架战斗机和直升机，也都已损毁。”
有人问：“导弹是好的还是坏的？”
“不知道。”情报官说，“无人机只能看见架子。发射架在，雷达车在，控制车也在。能不能打，要你们到了才知道。”
“机场里有多少人？”
“不知道。”情报官推了推眼镜，“美国东海岸丧尸疫情爆发，当地驻军大部分失能。但机场可能有残余防御。其他幸存者、掠夺者、美军散兵，都会是威胁。”
他翻了一页文件。
“另外，关闭地对空导弹之后，在运输机降落之前，会有一架米-24前来支援。米-24已经在城市边缘的空地上秘密部署，机内有六名第76空降师的人员。飞行员呼号‘收割者’。注意，必须先把导弹关掉或者炸掉，他才会来。他不会冲着一具还能工作的‘爱国者’飞过来。”
“通讯呢？”
“频率106.2兆赫，俄军加密频道。对讲机有效距离八千米，够用。塔台的电台可以覆盖更远。”
简站在角落里，听完了全程。她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简报室里解决不了。
散会之后，各人回各自的库房领装备。
军需官是个胖子，坐在一堆箱子中间，手里拿着登记板。
“二六〇。”
“到。”
“你要什么？”
“我自己挑。”
“随便挑。”军需官挥了挥手，“只要你是这个团的人，俄罗斯的武器库敞开供应。你要拿这些装备去打谁，俄罗斯不在乎。”
她挑了四十分钟。
头盔是6B47，凯夫拉，一点二公斤，配单目头戴式热成像仪、拾音降噪耳机。防护等级够用，能挡九毫米和七点六二乘二十五毫米的手枪弹，也能挡六点三毫米、一点零五克的模拟破片。
防弹背心是6B45，陶瓷复合板，七公斤，护胸、护背、下腹、侧腰，能挡七点六二乘三十九毫米步枪弹和五五六乘四十五毫米北约弹。
弹挂。胸前四个步枪弹匣袋，上面挂MP443的手枪套。右腰两颗RGD-5，左腰两颗F1。左右各一个手枪弹匣袋。背后一个军用背包。
背包里：两份俄军单兵即食口粮，一瓶五百毫升的军用水壶，装的是四十度伏特加；另一瓶五百毫升，装的是饮用水；两块口香糖；一瓶十二片的布洛芬；一包止血粉；两个一次性绷带；两支吗啡；两个止血带；一瓶三百毫升的九十六度医用酒精；一把镊子。
指南针，望远镜，军用地图。地图上标了资源点、水源、可能的集结位置和几条行动路线。右手腕上一块手表，苏联老兵那里用一瓶伏特加换的，表盘有划痕，走时还挺准。
右侧腰边插着军用对讲机，频率已经调到106.2，电量满格。
衣服是俄军城市迷彩：T恤、夹克、长裤，一双射击手套，一双伞兵靴。护肘，护膝。黑色巴拉克拉瓦头套，只露出眼睛。
主武器是AEK-973，七点六二乘三十九毫米。全息瞄具，皮卡汀尼导轨护木，斜角握把，左侧导轨装绿镭射，枪口消音器，折叠金属枪托，枪背带。五个三十发聚合物弹匣：两个穿甲弹，两个混装，一个普通弹。
副武器是MP443，半自动，枪下导轨装枪灯，配消音器，能打大部分商用和军用的九乘十九毫米弹。三个弹匣，每个十八发：一个鲁格弹，两个7N21高压弹。
工兵铲挂在背包右侧。短匕首插在靴筒里。狗牌项链挂在脖子上，上面写着她是俄军作战人员，没有部队番号。
她穿戴整齐，在库房门口的镜子前站了一会儿。
镜子里的人没有脸。只有一个黑色的头套，两个眼洞，里面是蓝眼睛。
她把枪背带调了调，走了出去。
二十三时四十分，伊尔-76起飞。
机舱里很吵，四个发动机的声音混在一起，像有人拿锤子敲铁皮。三十个人坐在舱壁两侧的折叠椅上，装备堆在中间，用网罩固定。没有人说话。有人在胸口画十字，有人在嚼口香糖，有人闭着眼睛，嘴唇在动，不知道是在念叨什么。
简坐在最里面，背靠着舱壁，枪横放在腿上。她能感觉到机身在一阵一阵地抖。她把手伸进背包侧袋，摸到那瓶伏特加，拧开盖子，喝了一口。
辣。烧。
她把瓶子放回去。
坐在她对面的二百零四号看着她。
“你紧张吗？”
“不紧张。”
“我也不紧张。”二百零四号说，“我就是有点想吐。”
“那就吐。”
“吐了还得自己收拾。”
简没再说话。她闭上眼睛。
机舱里的红灯亮了。还有二十分钟。
十三
导弹是从地面斜着上来的。
后来她回忆的时候，只能回忆起三件事：一声很闷的响，机身猛地往右一歪，然后所有固定在上面的东西同时离开了原位。
她睁开眼的时候，人已经被甩到了舱壁上。灯灭了，只有应急灯还亮着，红光。有人在喊，喊的什么听不清。机身开始往下掉，角度很大，所有人都往机头方向滑。
舱门旁边的一盏灯在闪。
她抓住网罩的带子，把自己固定住，另一只手去摸伞包。
机长在广播里说了什么，只有半句，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是第二声。
这一次机身从中间断开了。
她被甩了出去。
外面的空气很冷，风很大。她在空中翻滚，分不清上下。有一瞬间她看见了地面——黑的，上面有一些黄色的光点，很散，像撒了一把豆子。然后她看见了远处城市的轮廓，一片一片的暗红色，那是火光。
她拉伞。
伞开了。开伞的瞬间人被往上拽，肩膀被勒得生疼。她挂在伞下，慢慢地往下飘。
她低头找地面。太黑了。她只能靠着那点零星的火光判断高度。
落地的时候比她想的重。她的左肩先着地，整个人在草地上滚了两圈，伞盖拖着她，盖住了她的头。她躺了几秒钟，动了动手指，动了动脚。
都还在。
她扯开伞扣，从伞布底下爬出来，蹲在地上，听。
四周很静。远处有火在烧，噼啪的声音。更远处有枪声，很短，断断续续，像有人在敲钉子。
她看了看表。凌晨一点十九分。
她的队友应该也在附近。她按下对讲机的通话键。
“二六〇呼叫。二六〇呼叫。有人吗？”
电流声。
“二六〇呼叫。有人吗？”
电流声。
她等了三十秒，又呼叫了两次。没有人回答。
她把对讲机插回腰边。
伞兵落地之后第一件事是收伞，第二件事是找同伴，第三件事是找方向。她做了第一件，把伞布卷起来，塞进一个土坑里，用草盖上。第二件做不了。第三件她做了。
她拿出指南针，对了对方向。北。城市在西北。机场在最北边。
她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左小腿有点疼，但不厉害，应该是落地的时候磕的。她走了两步，还行。
雨开始下了。
一点半。很细的雨，落在脸上像雾。她把头套往下拉了拉，遮住脖子，开始往北走。
南边大多数是居民区，和一些商业区，一条通往市中心的主干道。房子不高，两层、三层的木质小楼，有些已经塌了，有些还立着。街上停着烧毁的车，车门开着，里面是空的。
她走得很慢。每过一个路口都停一下，听，看，再走。
她不知道她的队友在哪里。
她后来也没有知道。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团里整理名单，她那一组六个人，只有她的名字后面写着“阵亡”，其余五个写的是“失踪”。实际上他们都死了，散落在城市南边方圆几公里的范围里，有的挂在树上，有的在烧毁的房子里，有的被拖进了地下室。没有人去找。
十四
第一次交火是在一条商业街上。
街两边是店铺，一家五金店，一家刀具店，一家关了门的药店，还有一家门口的招牌掉了一半的餐馆。雨把地面打湿了，反着光。
她从街角探头的时候，看见三个人。在一家五金店的门口，一个人蹲着，两个站着。他们穿着便服，有防弹衣，有枪。一个人拿的是猎枪，一个人拿的是AR样式的步枪，第三个人手里是一根撬棍。
他们在撬五金店的门。
简缩回头。
她没有喊话。她也没有想喊话。
她把枪抬起来，打开保险，把快慢机拨到单发。全息瞄具的红点落在第一个人的胸口。
她开枪。
枪声被消音器压成了一声闷响，像有人用力拍了一下桌子。第一个人往前一扑，脸撞在卷帘门上。
第二个人转过身，枪还没抬起来。她打了两发，都打在胸口。
第三个人扔了撬棍，往街对面跑。她追了两步，跪姿，打了一发，打在他的后腰上。他往前摔出去，在地上爬，爬了两米，不动了。
整个过程不到六秒。
她站起来，走过去，一个一个检查。第一个人还在喘，眼睛睁着，看着她。她抬起枪，打了一发。
然后她蹲下来，翻他们的口袋。三包烟，一个打火机，半瓶水，一盒子弹，几个罐头，一串钥匙，一个皮夹子，里面有几十美元和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
她把照片放回皮夹子，把皮夹子放回口袋。
她站起来，继续往北走。
雨大了一点。
十五
子弹是从左边来的。
她当时正在穿过一个路口，路中间有一辆翻倒的公交车，她贴着车身走。枪响的时候她听见了，但没来得及判断方向。左小腿像是被人用棍子狠狠抽了一下，整个人往前一栽，摔在公交车的轮胎旁边。
她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听着。
第二枪打在公交车的外壳上，当的一声。
第三枪没打中。
她慢慢地往车底爬，爬过去，从另一侧滚出来，滚进一个门洞里。
她靠在墙上，喘气。
小腿在流血。她低头看，裤腿破了一个洞，血从洞里往外冒，不算喷，但在流。她用手指按了按伤口周围，疼，但骨头没断——她能感觉到骨头。
她把枪放在一边，从背包里摸出止血带。
止血带扎在大腿根部，拧紧，拧到她疼得吸了一口气。血流慢了。她等了一分钟，解开，让血过来一点，再扎上。她不想让这条腿废掉。
然后是止血粉。撕开袋子，把粉末倒在伤口上。粉末碰上血，变成一团黑红色的糊。她用手按住，按了三十秒。
然后是绷带。一圈一圈地缠，缠紧了。
她从腰边摸出一支吗啡，扎进大腿。药推下去的时候，一股凉意顺着腿往上走。疼减轻了一点，但没有消失。
她坐在门洞里，听着外面的雨。
枪声没有再响。那个人走了，或者本来就只有一枪能打中。
她试着站起来。
左腿一沾地就疼得厉害，像有人拿刀在伤口里搅。她扶着墙，站住了。她试着走了一步，不行，跑不起来。她只能小跑，而且跑得很慢，一瘸一拐。
她站在原地，想了想。
跑不起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她不能冲，不能撤，不能躲。意味着她只能提前发现威胁，提前开枪，提前解决。意味着她必须比平时更慢，更小心。
也意味着，如果有什么东西从她背后过来，她跑不掉。
她把枪重新背好，开始走。
十六
过了几个街区，她看见了第一块广告牌。
广告牌很大，原来是卖汽车的，画面上的车还很新，蓝底白字。现在车被盖住了一半，上面挂着一具尸体。
俄军制服。城市迷彩。头朝下吊着，脚被绳子绑在广告牌的钢架上。血已经干了，把衣服染成深褐色。脸上看不出年纪，也看不出是怎么死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纸板，上面用红色的颜料写着俄语：
滚回俄罗斯。
她站在广告牌底下，抬头看了一会儿。
然后她继续走。
又过了两条街，第二块广告牌。
这一次挂的是美军。作战服，靴子掉了一只。同样吊着，同样一块纸板。纸板上的字是用血写的，颜色发黑，笔画很粗，很不规整：
THIS IS WAT HAPPENS TO THOSE WHO OPPOSE US, YANKEE
“这就是与我们作对的下场，美国佬”
拼写错了。语法也不对。一看就是俄军写的。
一边挂俄军，一边挂美军，像某种对称的装置艺术。
她看着那两行字，看了一会儿。
她想起新兵营的教官说过的话：你们每个人都会死，但你们要死在敌人后面。
她不知道这句话现在还算不算数。
十七
市中心有一座哥特式的教堂，尖顶，彩色玻璃，门口的石阶被炮火削掉了一角。
教堂旁边的空地上堆着几十具尸体。
看服装是平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穿着睡衣，有的穿着外套，有的脚上只有一只鞋。他们都是被处决的，后脑中弹，一堆一堆地倒在一起，像被人从车上倒下来的。
旁边扔着一把AK-74M。弹匣已经打空了，枪机停在后面。枪口附近有一小片灰白色的东西，她看了一眼就知道那是什么。枪身上的序列号还在，没有被磨掉。
空气里弥漫着汽油味和尸臭味。汽油味很新。
地上放着一个塑料汽油桶，半满，盖子没拧。旁边有一个打火机。
俄军仓促撤离时留下的。
她站在尸体堆前面，没有蹲下，也没有数。
她只是站着。
她想过一件事：如果她早生二十年，她可能是躺在这里的其中一个。如果她晚生二十年，她可能是点火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很简单：谁手里有枪，谁决定谁躺着。
她绕过尸体堆，往北走。
雨把血腥味压下去了一点，但没有压住。
十八
消防局在市中心东侧，三层，红砖，门口的卷帘门被炸开了。
她进去之前，先在街对面观察了两分钟。
一楼是办公区和车库。车库的门开着，里面停着一辆消防车，轮胎烧没了，车身上全是弹孔。办公区的窗户全碎了。
她贴着墙，从侧面进去。
一楼没有人。地上有文件，有碎玻璃，有一只翻倒的椅子。
她往楼梯走。
走到一半，她听见了声音。
二楼，有人在说话。
她停下来，把枪口压低，慢慢地往上走。
二楼是宿舍、仓库和厨房。走廊尽头有一扇门，门被什么东西从里面堵住了，门缝里透出一点光。窗户从里面用木板钉死了。
两个人。都是男的。说的是俄语。
她靠在墙边，听。
“我说了，根本就没有增援！现在出去就是送死，你觉得外面那帮人能放过我们吗？”
“那留着这也是等死，还不如想尽办法突围。”
“突围？你那条腿能走几步？”
“走一步算一步。”
“电视上还是明星出轨的新闻，我们的增援到底在哪——”
一声闷响。什么东西碎了。玻璃。
“小点声，你想让那帮人发现我们在这吗？”
安静了一会儿。
“你说，他们是不是把我们忘了？”
“谁？”
“上面。团里。谁他妈都行。”
“忘了更好。”第一个人说，“忘了说明他们还活着。”
简站在走廊里，听着。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腿。裤腿上是干掉的血，绷带已经渗出来了。
她没有推门。
她转身，下楼，从侧门出去。
门外下着雨。
十九
她往北走了三条街，碰上了第一只丧尸。
那东西蹲在一家超市的门口，低着头，在啃什么东西。它很瘦，皮肤是灰的，衣服烂得只剩几条布。它没有动，也没有声音。
她停下来，看着它。
她想起简报里说的：丧尸主要依靠血液和唾液感染，也有部分动物被转化。没有发现目标时行动迟缓，发现目标后可以快速奔跑，速度与成年人奔跑相当。听觉和嗅觉极其敏锐，对生肉极其渴望。病毒潜伏期大约十二个小时，最初是被感染者想吐、头晕，然后对生肉产生渴望，病毒起效时会丧失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只有脑部被破坏才会彻底死亡。有一些丧尸会假装死亡。它们惧怕高温和火焰。
她抬起枪。
那个东西突然抬起头。
它的脸已经不像人脸了，下巴掉了，舌头挂在外面。它看着她，停了一秒，然后站起来，朝她跑。
速度很快。比她想的快。
她打了两发。第一发打在肩膀上，它没停。第二发打在额头上，它往后一仰，倒下去，腿还在抽。
她走过去，又补了一发。
枪声在雨里传得很远。
她站在原地，听了一会儿。城市里有很多声音，风声，雨声，远处的枪声，还有别的声音，很轻，像是有人在哭。
她换了个弹匣。
二十
出了市中心，往北是一片开阔的平原。
平原上全是向日葵。
十月的向日葵已经谢了，花盘垂下来，黑压压的一片，一直铺到天边。雨打在叶子上，沙沙地响。没有路灯，只有远处工业区的几点火光。
她走在向日葵地里，花盘高过她的头顶。她只能看见前面两三米的地方。
这是个很糟糕的地方。视野差，没有掩体，脚下是软的泥土，跑不快。如果有人在里面埋伏，她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她把枪端在胸前，一步一步地走，尽量不发出声音。
走了大概四十分钟，她听见了水声。前面有一条排水渠，渠边有水泥护坡。她蹲在护坡下面，喝了两口水，又喝了一口伏特加。
她看了看表。三点四十一分。
雨停了。天边没有亮，但云在动。
再往北，是工业区。钢铁厂，烟囱，厂房，废料堆。她看见厂房的轮廓在黑暗里像一排蹲着的巨兽。
穿过工业区，就是军事基地。
她站起来，继续走。
二十一
军事基地的围墙有四米高，顶上拉着铁丝网，墙角有岗楼。
她从西侧接近，趴在一片杂草里，用望远镜看。
岗楼是空的。门开着。围墙有一段塌了，塌的地方用沙袋堵了一半，沙袋被人搬开过，留出一个缺口。
她等了三分钟，从缺口进去。
里面比她想的安静。
跑道很长，水泥面，上面停着几架飞机，都烧过了，只剩下骨架。一架F-16，两架直升机，还有几架她认不出型号的。塔台在北边，方形的，四层，顶上是玻璃。玻璃碎了一半。
车库在塔台旁边。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两辆装甲车，一辆坦克，都烧了。
弹药库在车库后面，门锁着，但锁是新的。
她趴在地上，看了很久。
然后她看见了三个发射架。
“爱国者”。三具，呈三角形部署在跑道东侧。发射架是竖着的，导弹还在架上。旁边停着雷达车和控制车。
她看着那三具发射架，心里算了一笔账。
她只有步枪和手雷。她炸不掉发射架，也打不穿雷达车。她只能杀人，关不掉机器。
她趴在那里，想了很久。
然后她看见控制车旁边有一个人。
那个人穿着美军制服，坐在一个折叠椅上，脚边放着一支步枪。他在抽烟。烟头的红点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她看着他抽完那根烟，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到控制车后面，拉开一扇门，进去了。
控制车的门没有关严。
她开始往那边爬。
二十二
她爬了大概一百五十米。用了将近二十分钟。
草是湿的，泥是软的。她每一次挪动都很小心，把枪托抵在肩膀上，枪口始终对着控制车的方向。
她爬到控制车后面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声音。两个人在说话，说的是英语。她听不懂。
她等了一会儿。
一个人从控制车里出来。
她开枪。
一枪，打在胸口。那个人往后一倒，撞在车门上。
车里另一个人喊了一声，探出头来。她打了一枪，打在他的脸上。
她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过去。
控制车里有一台很大的设备，面板上全是按钮和屏幕，屏幕上亮着绿色的线。她不认识这些东西，但她认识电源线，认识保险丝盒，认识机柜后面的总闸。
她从背包里拿出工兵铲。
她先把总闸拉下来。屏幕灭了。
然后用铲子把机柜后面的线缆全部砍断。一根一根地砍，铜丝和屏蔽层卷起来，火花溅在她手上。她砍了大概三分钟，所有能看见的线都断了。
控制车里有一股烧焦的味道。
她退出来，站在雨里，喘气。
三具发射架还竖在那里，但是雷达车上的灯灭了，控制车的屏幕也灭了。
她不知道这算不算“关闭”。她只知道自己做了能做的。
然后她听见了枪声。
从塔台的方向。
她蹲下去，往塔台看。塔台的窗户里有人影晃动，不止一个。
她把枪端起来，往塔台走。
二十三
塔台的一楼是空的。
她顺着楼梯往上，一层一层地清。二楼没有人，三楼有三具尸体，已经死了很久，两具美军尸体，穿着作战服，身上没有伤，可能是病死的，也可能是被咬的 ，一具俄军尸体
穿着俄军作战服，头盔上有弹孔，死的时候眼睛还睁着，旁边放着一把 AN94步枪，弹匣全部打空了，看样子刚死不久，看不出是哪个部队的，可能是76师的，也可能是156团的人
团里面300多号人，她也认识不全，狗牌被扯走了
四楼是塔台的主控室。
她推开门的时候，里面有三个人。两个穿着便服，一个穿着美军的作战服。他们正围着一台无线电设备，听见门响，一起转过头来。
她开枪。
第一个倒下，第二个倒下，第三个抓起步枪，她打了两枪，他倒在控制台上，把一台显示器撞翻了。
她走过去，一个一个补枪。
然后她站在控制台前面，看着那些设备。
她不懂这些设备。她只懂一件事：任务要求用塔台里的无线电电台发射信号。
她找到了那台电台。很大，很旧，上面有很多旋钮。频率表在面板上，她调到106.2兆赫，按下通话键。
“二六〇呼叫。二六〇呼叫。塔台已控制。导弹已关闭。请求支援。完毕。”
她松开键。
等。
电流声。
“收割者收到。”一个声音说，“确认导弹已关闭？”
“确认。”
“塔台已控制？”
“确认。”
“明白。十分钟后到达。保持频道。”
“收到。”
她把对讲机放在控制台上，靠着墙坐下来。
她的左腿已经完全麻木了。绷带外面又渗出了一层血。她低头看了看，没有去动它。
她抬起头，透过破碎的玻璃看向外面。
跑道，烧毁的飞机，三具竖着的发射架。东边的天开始有一点灰了。雨停了。
她想，任务完成了。
她想，她还活着。
她把手伸进背包，摸到那瓶伏特加，拧开盖子，喝了一口。
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边，想看看外面的情况。
二十四
子弹是从正面来的。
她后来没有时间想任何事。她只是站在窗边，脸对着外面，胸口靠着窗台，手里拿着那瓶伏特加。
枪声很远，听起来像一声闷响。
七点六二乘五十一毫米北约弹，从正面钻进她的右眼眶，穿过颅骨，从后脑勺钻出来，在头盔后面留下一个弹孔。
她往前一扑，撞在窗台上，然后慢慢地滑下去，坐在地上。
瓶子从她手里掉出去，摔了下来。伏特加洒了一地，混着血。
她的眼睛还睁着，蓝色的。
枪是从跑道对面的一间机库里打来的。机库里还活着一个人，武装平民，腿上中过弹，一直趴在一架报废的飞机后面。他从她进入机场的时候就看见她了。他没有开枪，因为他在等，等她把那些穿着美军制服的人杀光，等她自己走到窗边。
他等了四十分钟。
他开完枪，从机库里爬出来，一瘸一拐地走到塔台底下，抬头看了看。
他走进了塔台，把一切能拿的都拿了，然后走了。
十分钟后，米-24从东边飞过来，低空掠过跑道，机炮对着地面扫了一圈。机上的人看见塔台顶上没有信号弹，也没有人挥手。
“收割者呼叫塔台。收割者呼叫塔台。请回答。”
没有人回答。
“收割者呼叫塔台。二六〇。请回答。”
电流声。
米-24在塔台上空盘旋了两圈，然后转向，往城市边缘飞回去。
塔台的四楼，窗户开着，风灌进来。地上的血慢慢地往门口流，在门槛那里停住了。
二十五
十二月，修道院收到一笔钱。
是从莫斯科汇过来的，汇款单上写的是“抚恤金”，附了一行字：简，女，一九九三年十月一日生，二〇一六年十月三日阵亡。
院长拿着那张单子，在办公室坐了很久。
钱不算少，够修道院烧两年锅炉，够给孩子们买新的棉被，够把仓库的门锁换掉。
她把单子锁进抽屉，没有跟任何人提起。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去了礼拜堂，点了一根蜡烛。
她想起那个木箱，想起那条灰褐色的羊毛毯子，想起那张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一个词。
她想起那个不哭的孩子。
她想起有一年胜利日，那个孩子站在台阶上，听她们唱《喀秋莎》。她唱得很小声，但一句都没错。
蜡烛烧到一半，灭了。
她没有再点。
二〇一六年十月下旬，莫斯科，国防部新闻发布厅。
国防部长坐在长桌后面，面前摆着一杯水和一叠文件。他身后是俄罗斯国旗和国防部徽章。台下坐满了记者——俄罗斯的、欧洲的、亚洲的，还有一些独立媒体的。
第一个记者举手：“部长先生，在人道救援主义行动当中，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作战人员，他们没有部队标识，这与之前网上传出‘秘密部队’的人员是否一致？”
国防部长愣了一下。然后他笑了。
“我不清楚你说的‘秘密部队’指的是什么。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所有行动人员都有明确的部队归属和标识。如果有人没有标识，那可能是你的消息来源有问题。”
他否认了。语气很轻松，像一个在否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的成年人。
第二个记者举手：“部长先生，在人道救援主义行动当中，有证据显示俄军士兵肆意伤害、屠杀平民。有人怀疑这并非是一场正义行动，也有人怀疑这种病毒是俄罗斯创造并对美国释放。对此您怎么解释？”
国防部长的表情变得严肃而谨慎。他整理了一下面前的文件夹，用缓慢的语速回答：
“俄罗斯联邦在本次行动中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所有规定。关于所谓‘屠杀平民’的指控，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经过核实的信息。至于病毒来源的问题——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不值得回应。俄罗斯始终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第三个记者接着问：“部长先生，该城市的警察局疑似被俄军导弹摧毁。有人认为这是故意打击该城市的行政系统使其瘫痪，造成混乱。”
国防部长冷峻而严肃地回答：
“军事行动中的附带损害是不可避免的。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的所有打击目标均为合法的军事目标。关于警察局的问题，我们正在进行调查。如果有任何不当行为，将依法处理。”
发布会持续了四十分钟。
结束后，记者们收拾设备往外走。一个年轻的实习记者把录音笔塞进口袋，问旁边一个老记者：
“你信吗？”
老记者把录音笔放进包里，拉了拉外套拉链。
“信不信不重要。”他说，“稿子怎么写才重要。”
他们走出大楼。外面在下雨。
等记者们都全部走完后，国防部长从侧门离开了发布厅，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的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的声音。
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
那里什么都没有。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同一天，在几千公里外的一座城市，市政工人在清理一片向日葵地。花已经枯了，杆子倒伏在地上，踩上去很脆。
他们在田埂边上发现了一个坑，坑里有一卷伞布，俄军的，上面印着编号，已经烂了一半。
一个工人用铁锹把伞布挑出来，看了看，又扔了回去。
“扔了吧。”他说。
“不查查？”
“查什么。”他说，“这地方，什么没有。”
他把土填回去，踩了两脚。
风从北边吹过来，向日葵的枯杆子在风里响，沙沙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唱歌。
苹果和梨树开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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